原文如下：未作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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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官,我不想再活了!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工作人员、各位民众：
你们好！
感谢你们在百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专门读我的来信。
我叫谭正模，男，现年六十二岁，家住垫江县高安镇河兴村一社，身份证号码为5123224506150337，二级残疾，家里联系电话为：02374556996。多年来，我深受政府和残联的关心、爱护，让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各级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无处不在的关爱。但12月1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让我伤心不已，有苦无处诉，只好借助贵坛，向能给我们这种残疾人主持公道的上级机关反映情况，望能给我伸冤做主。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狗官，你们欺人太甚，我不想再活了！”
事情的起因我于06年12月4日分别向垫江县政府、重庆市政府诉说过，也于12月4日向垫江县高安镇派出所报过案。这里，我有必要再向各位民众、各级政府、各位领导诉说诉说。12月1日晚，我在家收工后回到家里，发现堆在屋檐下的一百多斤红苕被小偷偷了。想到我身为残疾人，拖着伤痛的腿，顶着酷暑劳作了整整一个夏天，好不容易才挖回来的维持生计的口粮被不劳而获的小偷偷去，我倍感伤心，于是我和老婆站在自家的门口骂小偷（言语中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但距我家十米之遥的谭正文、郑怀碧夫妇二人，无中生有地说我们骂了他，冤枉我们说的是他们偷的（同院子的人都可以作证），于是他们两口子自恃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不由分说冲到我家门前，按住我就是一阵拳脚交加，无奈我年纪又大，腿脚又不灵便，怎敌得过他们的穷凶极恶。因此，我脸被打肿了，（现在饭也吃不得）抓烂了，身上又多处受伤。幸好我女婿钟华正好回来，听得叫唤，急性上前死死抱住谭正文（同院子的人都可以作证钟华并没有出手打谭正文及郑怀碧），我得已抽身，躲进了屋才幸免于更大的伤害。12月2日上午，谭正文的女婿汪友禄（家住曲尾，具体住址不祥，现租住高安新桥桥头）叫了十几个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我们院子，要让钟华给他们“说清楚”，我们见势不对，全家人躲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后汪友禄带人走了才敢回家。12月3日早上一大早，汪友禄又带人来到我家，把钟华从床上叫出去，威胁了一顿后才扬长而去。钟华不敢说一句话，只得陪着笑脸，低声下气地由他叫唤了事……
我想到，我身为残疾人，生性懦弱，从来胆小怕事，从不敢和人争执。但这件事，明明是谭正文两口子及其女婿汪友禄欺侮我没儿子，又身患残疾，才这样嚣张，才这样目无法纪，才这样胆大妄为。现在我们全家不敢回家，不敢正常地生活、劳动，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在这里，我恳请各级政府给我申冤，给我主持公道，给我一个安宁的日子，让我过上往日的正常生活。谢谢你们！
一个残疾人泣血顿首！！事情到这里应该说该告一段落了，但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却让我看到了当地地方官、父母官庇护凶手、处事极失公正、当面索要钱物的丑恶嘴脸与强盗行径。
2006年12月30日，垫江县高安镇派出所通知高安镇政府，让政府通知河滩村村委和支委，由他们通知河滩村一社社长，再由社长打电话通知我，让我速到高安镇派出所。我不知为何事，急忙停下手中农活，拖着伤痛的腿向镇派出所走去。半路上，村支部书记胡礼伯、村主任发截住我，凶神恶煞地说要带我到派出所去“了一件案子”。
我不知所为何事，心怀忐忑，一瘸一拐地跟他们一同向高安镇派出所走去。三十几分钟的乡间小路上，两位村干部的骂声不绝于耳：“你个老龟儿，老屁眼虫，老狗日的，你个BAI狗日的，你做哪样要扫我们村的面子？”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骂我。
到了派出所，看到谭正文也在场，才知道是因为前面的事。然而，在陈述前面事情经过的时候，胡礼伯、发不许我说一句话，只听谭正文的一面之词，每当我对谭正文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法提出异议时，胡礼伯和发就瞪大眼睛，涨红着脸，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骂：“老屁眼虫，要你妈卖X多嘴，日你先人就不好得。”
后来在高安镇派出所的调解下，我们出据了“再不翻案”的字据，并在上面按了手印。
事情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后来发生的事，让我看到了我所在的村里的村主任与支部书记的丑恶嘴脸与肮脏灵魂。
因为我听说国家民政局有一个关于残疾人要发一定补助的政策，于是就到镇民政所里去问，民政所里的同志说，你属二级残废，可以办理，一年有很大一笔补助，但要村上出证明。
于是2007年1月1日，我就去找胡礼伯、发，要他们给我出一个证明。可是，他们却对我百般辱骂、百般刁难，他们用更恶毒的的语言、更肮脏的话语来辱骂我。胡礼伯说：“你个老龟儿，Bai龟孙，你狗日的还想得补助？补助你妈那喝二，补助拿给你狗日的涨饱了你又好去告我们？跟你出锤子个证明，有本事你去让市政府的领导给你出证明噻？现在才晓得要求我们了？你告我们的时候、扫我们村面子的时候啷个不晓得先让我们晓得？你啷个不先给我们通气？你狗日的心不烂，啷个全部生些女儿让别个的大鸡儿日？你狗日的心不烂，啷个到重庆市去告我们？你心不烂啷个脚遭Bai了？啷个成孤人？你狗日的到重庆去告，扫了我们村的面子，就是不给你出证明，就是不给你盖章，你会搬石头打天……”发说：“由在你到哪儿去告，万丈高楼从地起，我们说了算，我们说得行就得行，说不得行就不得行。”然后又把我拉到一边，假装关心我地说：“要办也行，但你要‘懂得起’”。我假装不知道“‘懂得起’”是什么意思，发就明说：“你的残疾补助一年拿一半出来给我和老胡，你的事就好办了。”……
各们民众，各位领导，你们听听，这是不是人说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官当面骂我的话，请问，你们哪个听过比这更难听的话了吗？特别是他们骂我没儿、是孤人，请问，如果不响应党的号召，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难道我真的生不出儿子吗？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村办公室的。回到家里，想起发和胡礼伯骂我的话，越想越气愤，越想越伤心，偷偷地暗自流泪。晚饭也吃不下。天一黑，我就背着家人，偷偷地跑到我家门前的水塘边，看看周围没人，纵身跳了下去。幸好钟华发现我神情不对，悄悄地跟了出来，才把我拉了上来，救了我一命。
半夜，又冷又饿，又气又急的我发起烧来，看看家徒四壁、无钱弄药、想想村干部对我的侮辱和谩骂，确实我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念头。于是，2007年1月1日深夜，我找来绳子搭在门框上，准备上吊，但由于我人比较高，吊了一阵脚碰到了地，又回过气来，家里人听到我挣扎碰到门发出的响声，急忙进来，看到眼前的情景，全家人哭着一团……
事情过去几天了，我心里老堵着一团气，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狗官，你们逼我太甚，我不想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