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如何防范偏差

从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提出要防止经济金融大起大落，而且会后新华社新闻通稿全文都没有提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国务院和财经部门高层密集调研沿海经济、外贸大省，中国持续数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对“从紧”政策取向的异议声浪上升，主张“放松”的声浪显著加强。
对国民经济开展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之一，宏观调控所追求的长期目标也是稳定不变的，但具体采用的政策工具和松紧倾向则须因应内外环境的变动而变。目前奉行的紧缩导向宏观经济政策基于经济过热、热钱内流、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之上，鉴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更加重大的变化可能还在酝酿之中，而且任何宏观调控政策工具都有其负面后果，紧缩导向政策工具也不例外，适时适度调整宏观调控取向，自是情理之中，关键在于调整的时机、力度和防范偏差。
在外部环境方面，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至少是1997—1998年危机以来最高的，美国次按危机仍在继续深化，越南金融动荡又暴露了新兴市场危机的风险。虽然有些人乐观地估计次按危机已告结束，但事实是从美林到雷曼兄弟，再到花旗集团，一家又一家华尔街巨头仍在相继揭开直到今年第一季度仍然掩盖得很好的次贷损失面纱，宣布惊人的亏损额和资产冲减，大手笔出售资产，并向外部寻求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补充资本。在今年4月号《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次贷危机在全球造成的损失总额将高达9450亿美元；而2007年至今银行和证券公司已经公布的资产冲减和信用损失约4000亿美元，这意味着日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经受这场金融危机的最糟糕时刻。与此同时，越南危机的爆发，又向世人显示了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及其传染风险。1997—1998年，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蔓延的冲击之下，中国及时大幅度转换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此前强力推行的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从而对中国在危机中巍然独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假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传染、深化到一定程度，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重演类似转变，实属理所当然。
从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在加大适时调整的必要性。在热钱内流压力下，我国货币当局实施了从公开市场操作到提高法定准备率、加息等一系列冲销操作。然而，中央银行冲销操作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使国内银根相对紧缩，殃及其它产业。实际上，1994—1997年间，面对外资大规模内流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大幅度增长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回收中央银行再贷款来冲销通货膨胀压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国内经济却承受了意外的信用紧缩，1997年后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其后果便暴露无遗。倘若利率提高诱使游资进一步流入，更是事与愿违。而在公开市场上配售政府债券会导致私人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债券比例上升，恰恰会对国内市场利率形成上升压力。至于过高利率对实质经济部门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自毁”（self-destructive），实非虚言。
在外贸领域，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而不是过度依赖外需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出口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而人民币过度升值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有可能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急剧失速，从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乃至社会稳定产生严重负面作用；国际竞争原则也要求我们不可盲目抛弃出口，给我国的竞争对手创造机遇。虽然前5个月我们的出口以美元计价仍然增长了22.9%，但去年12月人民币平均汇率为7.3676元兑1美元，今年3月平均汇率已上升到7.0752元，升值幅度已逾4%，美元计价出口的增长率要相应削减才是实际的增长率，何况在这些出口额维持增长的背后是利润显著衰减。无论如何，中国出口贸易“外资企业占据半壁江山”和“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两大特点决定了我们当前的贸易顺差与昔年日本的贸易顺差本质上极其不同，对本币升值的抵抗力要虚弱得多。
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调整已可预期，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调整的时机、力度和防范偏差。特别是扩张性的总量政策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提升结构目标，而结构一向是中国对外经贸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内经济部门，房地产之类行业对放松货币政策的鼓噪本质上是期望维持其不可持续的价格泡沫，绑架整个社会为其买单，假如我们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沦为为他们解困，无异于扩大他们在全社会造成的深刻裂痕，鼓励投机而打击实质经济部门，实不足取。
在对外经济部门，我们也不可过度夸张外贸企业当前的困境，不宜无差异地一味要求放松贸易政策，以至于牺牲结构调整目标。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外汇占款业已成为中国这类半外围、外围国家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一方面直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导致外汇储备增长的机制使得该国出口部门在资金供给方面赢得相对于国内部门的优势，从而进一步激励了出口部门的优先发展，外汇储备相应持续增长，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也随之持续加大。出口部门赢得相对于国内部门优势，1997—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的中国就是典型，目前也没有根本改观。即使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使得所有产业部门都蒙受了银根紧缩的冲击，相形之下，出口部门的处境仍然相对好于单纯的国内部门。我国出口以制成品为主，但利润微薄且利润多数归属外资企业，因此，存在贸易规模增长但对整个经济发展贡献减少的风险，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扭转这一局面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目标，适时适度放松贸易政策不应沦为救援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值产业，不应沦为鼓励企业不开展自我调整，自我提升。　　
作者：梅新育。（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